《易學與儒學》序文

兩千五百多年前，人類的文明史進入了樞軸時代(Axial Age)。存在主義哲學家卡爾·亞斯貝在《歷史的根源于目標》中斷定，只有中國、中東及印度三処有樞軸時代的文化，而中國出現樞軸時代文化的標誌就是孔子儒家學派---儒學的誕生。因此，不了解儒學也就不了解中國文化。
儒學曾通過孔子“三千弟子、七十二賢人”的辛勤耕耘而成爲中國歷史上的“顯學”。儒學的經典為《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其中《易經》對儒學的發展 起了其它五經無法比擬的巨大作用。
以《易經》為文本的易學，其發展史遠遠早于儒學。《漢書·藝文志》說：“易道深矣，人更三聖，世歷三古。”謂易學在儒學之前已經經歷了伏羲為代表的上古易、周文王為代表的中古易，而到孔子時代已經是近古易了。
易學與儒學之所以能夠結合，其本質就在於有一種承續以“易道”為代表的中華民族傳統理念精神的巨大推動力的存在。從孔子發現易道的“自強不息”和“厚德載物”思想開始，中國歷史上出現了一批又一批以承續易道為己任的“聖賢之儒”人物，名炳史冊，光彩照人。
《易學與儒學》一書是介紹了這些“聖賢之儒”弘揚易道的精神和深奧的易學思想，是從易學的角度觀察分析他們的儒學思想的一種新嘗試。
易學與儒學，是真正可以稱得上“博大精深”的學問，幾千年來研習者無意數計，有史可查德著述之多，用“浩如煙海”來形容是不過分的。因此，以作者“任俊華”的學力和凡人之軀體，實在不敢奢望能夠“皓首窮經”，把易學與儒學的許多問題都弄清楚。既不能“窮經”，就只好先把一個階段的研習所得呈現出來。
要探討“易學與儒學”，首先必須明瞭二者的關係。二者是怎麽樣的關係呢？這是作者一開篇要解決的一大問題。不把二者的關係定好位，對這個問題的深入研究就很難。通過比較，可以發現二者存在這樣的關係。第一，儒學是借易學立論的學派。易學充實了儒學，完善了儒家的思想體系。第二，易學是靠儒學弘揚的學科。儒學弘揚了易學，使卜筮之書的《易經》成了無所不包的理論巨著。這兩層關係通過易學與儒學固有的學理内涵和“聖賢之儒”思想的詮釋，可以全面反映出來。
確立了二者的關係，接下來就要對兩千五百年來在易學上有造詣的儒學人物進行學理剖析。首先是人物衆多，即便是那些可稱之爲碩儒、鴻儒、大儒的人物也有不少。其次是歸類困難，把握不好就寫成了易學史或儒學史，展現不出應有的特色。只有採取重點或典型分析法。重點當然應定在先秦、孔、孟、荀三大儒都是“善為《易》者”，通過先秦儒學文獻和易學文獻的研究揭示他們的易學思想。因爲先秦儒學與易學的發展為後世儒學各派奠定了基石。漢儒董仲舒提出“罷黜百家，獨尊儒術”而使儒學有了政治地位，推動了漢儒經學的發展。這一時期漢儒易學也空前地繁榮。宋儒在内憂外患的鞭策下，積極推行儒學復興運動，導致了新儒學--理學(Neo- Confucian)的出現，理學傢“皆以《易》立論”，使得理學與易學更是難捨難分。至此理學成為官學統治中國達七八百年之久，直到清王朝崩潰，理學的影響還餘煙未盡。明清之際王夫之集儒學易學之大成，在以史解《易》上頗有特色，而近代有“最後一個理學傢”之稱得曾囯藩將易學作爲每天的必修課，在實踐儒學易學上也達到了同時代人難以達到的高度。歷史進入現代，又出現了“現在新儒學”(Contempory New-Confucian)中心開啓性人物熊十力，他的易學與儒學思想影響了當代新儒學（包括港臺和國外新儒學）的發展方向。
“問渠哪得清如許，為有源頭活水來”，易學是中國文化的重要源頭，只有把握了易學真諦，才能真正體悟儒學的精髓。
任俊華《易學與儒學》，中華書店，200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