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iday, December 26, 2008
Tuesday, December 23, 2008
Saturday, December 20, 2008
唐诗研究概论(北大论文五)
论储光羲田园诗的“超世远俗”
翁柳洁
00620640 留学生
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
[摘要] 本文以隐逸与山水田园紧密关系的角度为本,由田园诗中的情、景、物,还有田园生活中的人物隐喻作为出发,并从其生平作为一种衬托的论述,来探讨、梳理储光羲在诗中所带出的“超世远俗”,从而展现储光羲在盛唐田园诗的高尚地位。
[关键词] 储光羲、超世远俗、隐逸、田园、盛唐
前言
隐逸与自然山水田园是不可分的,其基本动机一般是由于不能或不愿和现实社会认同。可是经过儒、道的哲学理论,隐逸不再是单纯的逃避行为,却可以解释成一种具有道德批判性的政治姿态,也可以代表一种人生理想的追求。如此看来,这“超世远俗”的自然山水田园增添了精神上的价值观,并且将进而成为追求逍遥自适的隐逸生活。因此,在隐逸的歌咏中,出现了对自然山水田园的一种赞赏。
盛唐时期可谓繁荣不已,也正是有志之士通过仕途大展雄心抱负的好时机。然而,储光羲处在此时,是怎么能够体现“超世远俗”,是值得去探讨的。我们甚至可以发现,山水田园是盛唐诗中最普遍的题材。笔者以为,当社会走向繁荣之余,也会变得复杂,人与人之间也存在了纠葛,而山水田园(自然环境)既是他们精神上的乐土。所谓:“仁者乐山,智者乐土”。固然,在盛唐出现“超世远俗”的唐诗是不足以见怪的。而储光羲却是盛唐最致力于田园诗创作的诗人。
一
储光羲(公元706?--762?年),出身于一个世业传儒的家庭,很早便能作诗。开元十四年释褐后,先任下邽尉。开元十五年冬曾到州里送兵。开元十八年又转任安宜尉。安宜在苏北,属楚州,在他家乡北边,相距很近。乘着在安宜的机会,他回乡一次,作了《游茅》五首。但此时的他并无隐居,而是在开元二十年前后弃职,后到太行山附近的淇水赋闲去了。他在《杂诗》和《天家杂兴》等诗中都提到从其隐居之处可望见太行山,还能登上孙登的啸台,与王维相去不远。大约在开元二十二年左右,储光羲又出任汜水尉。开元二十八年以后到天宝五载前,他在终南山再次隐居。这时王维也在终南别业过着半官半隐的生活。天宝五载至六载之间,储光羲出为太祝,此后到安史之乱中去世,再没有长时间地隐居了。可见,储光羲隐居的时间并不长,而且两次隐居都与王维在一起,必然在思想上互相影响。但此文将不细说。
“超世远俗”的体现必然有其原因:
平生非作者,望古怀清芬。心以道为际,行将时不群。《游茅山》(其三)
昔贤居柱下,今我去人间。良以直心旷,兼之外视闲。《游茅山》(其四)
此两首诗道出了他向往于古道,且是存有避世之志。从他的生平来看,其政治道路还是崎岖不平的。储光羲也在诗中多次提到自己仕途失意、屡思归隐的原因,主要是躬行直道,不肯媚俗。 “直道已三出,幸从江上回。”(《安宜园林献高使君》)在作品中表现的对隐逸的企慕。从普遍来说,是会有着政治逃避的意味,而这是与个人的政治立场有密切的关系。故就会把自己寄托于大自然的环境下,而道出追求高尚美之欲望。毕竟,在亲自(想象)登临与观赏山水田园,都会获得精神上的自由和解脱。我们还能思索的是,储光羲大赞田园生活,除了仕途失意外,是否存在其它主观的原因?
二
当在世俗上得不到、或找不到自我需求的时候,就会把心寄托于自然景象,而达到一种“超世远俗”。从储光羲的诗歌来看,他不只是单纯地对山水自然美的一种惊奇、喜爱、沉醉、赞赏之情的描写,而往往夹杂了心里不平衡的抒发。从而,展现了储光羲“高”的一面。《唐诗品》:“储公诗格格调高远,兴寄超绝。”除此以外,《河岳英灵集》也说:“储公格高调逸,趣远情深,削尽常言,挟《风》《雅》之迹,得浩然之气。《述华清宫》诗云:‘山开鸿蒙色,天转招摇星。’”
储光羲被殷璠收入于《丹阳集》,如《同武平一员外五首》其四:
朦胧竹影蔽岩扉,淡荡荷风飘舞衣。舟寻绿水宵将半,月隐青林人未归。
此诗写的是月下荡舟的兴致。竹影、岩扉、青林、绿水、小舟,在朦胧的月色和淡荡的荷风中融成一片梦幻似的意境。那是一个让人陶醉的风景,把心沉淀于此,会更加地发现世俗的丑恶,也更进一步地道出隐居的乐趣。
后来,他两次隐居在北方,遂和王维一起,也大大开拓了北方山水田园诗的新境界。储光羲把田园诗和咏怀诗的表现艺术相结合,在突出对自然描写中寓意寄兴,创造了独特的比兴体。就如上所说,对山水田园的描写不是一个纯粹性,而是寄托了自己甚至是全民的思想。他从农村天猎、樵采、渔牧、采陵、采莲等日常劳动取材,来歌咏隐逸生活的悠闲,同时以各类劳动的不同性质为比喻,寄托了他仕途失意的种种感慨。 如:
山北饶朽木,山南多枯枝。枯枝作采薪,爨室私自知。
诘朝砺斧寻,视暮行歌归。先雪隐薜荔,迎暄卧茅茨。
清涧日濯足,乔木时曝衣。终年登险阻,不复忧安危。
荡漾与神游,莫知是与非。 ——《樵父词》
《樵父词》中对樵父年履险如夷的欣慕,包含着他自己对仕途险峻的恐惧感。这说明了他笔下的樵夫,显然有所寄托。故不忧己,好神游,完全是高士的形象。唐汝询:“‘先雪隐薜荔’,恐樵人未必有此情趣。”(《唐诗选评》引)这指出了全诗的意旨。
再如《渔父词》:
泽鱼好鸣水,溪鱼好上流。渔梁不得意,下渚潜垂钩。
乱荇时碍楫,新芦复隐舟。静言念终始,安坐看沉浮。
素发随风扬,远心与云游。逆浪还极浦,信潮下沧洲。
非为徇形役,所乐在行休。
可见,这位渔父,其意不在得鱼,而在静言安坐、乐在行止。唐汝询说:“渔樵二诗具有天际真人想。”(《唐诗选评》引)描写的潇洒深细,意境阔远。全诗所要带出的是自己处在各种复杂的人事。再如《牧童词》:
不言牧田远,不道牧陂深;所念牛驯扰,不乱牧童心。
园笠覆我顶,长蓑披我襟。方将忧暑雨,亦似惧寒阴。
大牛隐层坂,小牛穿近林。同类相鼓舞,触物成讴吟。
取乐须臾间,宁问声与音?
储光羲描绘牧童们“同类相鼓舞,触物成讴吟。取乐须臾间,宁问声与音。”,也是比喻隐居生活中的乐趣。他是以民歌化的质朴语言,写出了牧童与耕牛真率的情感和放牧生活的情趣。“暑雨”“寒阴”,放牧本是艰苦的。然而在诗中的牛儿似乎懂得牧童的辛劳,非常“驯扰”,牧童也不辞“田远”“ 陂深”,把牛放在最适合的地方。也间接地表示他对隐逸生活之闲情的一种追求。
我们发现,诗中的樵父、渔父、牧童,其实都是隐士的一种隐喻。 可见,储光羲是向往于那种悠闲的生活,他是借着田园生活中的人物来抒发自己“超世远俗”之情。
储光羲存诗约两百一十余首,《全唐诗》编为四卷。然其作品中最重要的题材,还是有关农家生活和田园之事的名作。主要是描写了农村生活的安静纯朴,表现了他的闲适心情与隐逸思想。以下,笔者将从田园诗的情、景、物来探讨“超世远俗”。
春至鶬鹒鸣,薄言向田墅。不能自力作,黾勉娶邻女。
既念生子孙,方思广田圃。闲时相顾笑,喜悦好禾黍。
夜夜登啸台,南望洞庭渚。百草被霜露,秋山响砧杵。
却羡故年时,中情无所取。
——《田家杂兴八首》(其一)
《田家杂兴》共八首。这是储光羲隐居终南时所作。触物寄兴,即事成吟,杂写田园情景,故题作《田家杂兴》。此首所带出的是闲婉真切,朴素自然的一种境界。同时也反映了农民朴素的愿望与常情,诗中描写了农家的真趣实境。
众人耻贫贱,相与尚膏腴。我情既浩荡,所乐在畋渔。
山泽时晦暝,归家暂闲居。满园植葵藿,绕屋树桑榆。
禽雀知我闲,翔集依我庐。所愿在优游,州县莫相呼。
日与南山老,兀然倾一。
——《田家杂兴八首》(其二)
在这,储光羲主要是用描写周边景色来表现出自己是享受于归隐田园的悠闲自在和无拘无束的生活。在此,很明显地看出储光羲把自己寄托在一个和平宁静、人们怡然自乐的景象,就如陶潜的世外桃源。郭浚说:“陶公‘悠然见南山’格老,储公‘日与南山老’骨胜。”可以显然地看出,作者把田园生活美化、诗化,以寄遇自己“超世远俗”的强烈追求。
平生养情性,不复计忧乐。去家行卖畚,留滞南阳郭。
秋至黍苗黄,无人可刈获。稚子朝未饭,把竿逐鸟雀。
忽见梁将军,乘车出宛洛。意气轶道路,光辉满墟落。
安知负薪者,咥咥笑轻薄。
——《田家杂兴八首》(其五)
这一首是如此地生动把田家穷困窘迫的生活描绘出来,与梁将军乘车出游时骄矜煊赫的场面成了一大队比。末句更是引出了贫者对贵者的讥笑,更是让人反思其内涵。笔者以为,储光羲是在讽刺贵者,并歧视他们的荣华富贵的生活,而推断出对贫者的一种赞赏。储光羲更是把自己融入在后者,并突出地表现其“超世远俗”的欲望。
种桑百馀树,种黍三十亩。衣食既有馀,时时会亲友。
夏来菰米饭,秋至菊花酒。孺人喜逢迎,稚子解趋走。
日暮闲园里,团团荫榆柳。酩酊乘夜归,凉风吹户牖。
清浅望河汉,低昂看北斗。数瓮犹未开,明朝能饮否。
——《田家杂兴八首》(其八)
诗中都在描写田家的劳作与农家之乐。储光羲以通俗的家常事来渲染出一种真趣至乐的一种境界,并带出飘逸感。“当田家一画谱”如实呈现在眼前,此意境是达到了一定的高度。《田家杂兴八首》(其三) 也是用了生活上的细节来表现农民们的善良淳厚。甚至可以发现,诗人在隐居期间,亲自参加了一些劳动,并对农民的思想、性格、生活状况有一定的了解,因此才能够写得如此亲切与深刻地刻画出其“超世远俗”的思想。
从《田家杂兴八首》来看,乃以总结出储光羲是持有爱好田稼的心。从深刻的一面来看,既是表现出自鸣清高,强调消极避世的思想;另一方面也对当时政局的昏乱黑暗,都市的奢靡浮嚣,带出忧虑和不满的振奋情怀。同时,也对农村勤劳的生活,也有着一定程度的向往。
储光羲田园诗里除了善于细致朴实地描写劳动生活的情景,而且他曾参加一些田家劳动。比起王维和孟浩然的田园诗,其意境的混成和构思的精致等方面还是较成熟的。也发现以“田家”作为诗题尚有《田家即事》。他不但以“田家”作为自己的喻象,而且还对某些农作,诸如喂牛、耕地、锄瓜、间苗等有所了解。因此描绘劳动细节上一定更加的生动与具体。 如:
蒲叶日已长,杏花日已滋。老农要看此,贵不违天时。
迎晨起饭牛,双驾耕东菑。蚯蚓土中出,田乌随我飞。
群合乱啄噪,嗷嗷如道饥。我心多恻隐,顾此两伤悲。
拨食与田乌,日暮空筐归。亲戚更相诮,我心终不移。
——《田家即事》
前八句虽是朴素地叙述老农喂牛春耕的过程,但是读起来却仿佛真的嗅到春天滋润新鲜的泥土芳香。那是多么的写意。《唐诗品汇》:刘须溪云:兴寄杂出,无不有味。愈古愈淡,愈淡愈浓。我们是否可以理解为,这就是“超世远俗”的一种美好、一种情趣?因为,从众多他的诗作中,我们可以读出他是乐在其中。
储光羲在描写农村田园恬静自然的当儿也抒发了自己的闲情和隐居雅怀:
垂钓绿湾春,春深杏花乱。
潭清疑水浅,荷动知鱼散。
日暮待情人,维舟绿杨岸。
——《钓鱼湾》
全篇借助垂钓以适情,满篇逸兴天趣,气象清远。 这首诗写江湾春色的幽美。“潭清”、“ 荷动”二句,从景物的动静状态中捕捉住它们之间的微妙关系。 结尾处出人意料地点出垂钓者意不在钓鱼和赏春,而是在待人。在“超世远俗”的境界中,是否真的如此之悠闲地过活?离开了世俗,就可以把烦恼一切地抛开吗?如果真是如此释怀,那为何储光羲之后还是出任官职呢?逻辑推理上,储光羲应该继续隐居,并享受他认为快乐、且是一个精神寄托的田园生活,可不然。这里,我们可以进一步地思索,在盛唐所谓的隐居到底是处于何种方式?
再如《同王十三维偶然作十首》也是田家闲情逸兴之作。
野老本贫贱,冒暑锄瓜田。一畦未及终,树下高枕眠。
荷条者谁子,皤皤来息肩。不复问乡墟,相见但依然。
腹中无一物,高话羲皇年。落日临层隅,逍遥望晴川。
使妇提蚕筐,呼儿榜渔船。悠悠泛绿水,去摘浦中莲。
莲花艳且美,使我不能还。
——《同王十三维偶然作十首——其三》
储光羲深刻地把田园的景色描绘了出来,并道出自己的追求闲情和隐居雅怀。如将此诗画作或想象成画,那是储光羲追求的隐居住所?还是只是一种心理上的想象追求?诗中的荷条者为王维,也来息肩,两人同调相亲。虽腹中是空的,但还是能谈及上古之世,可知是位高士。此提点出“超世远俗”的形象和高调的生活。诗中也叙述了两人的活动、心情,真是语意长悠悠远。钟惺云:“寄兴入想,皆高一层,后一层,远一层。田家诸作皆然。”周珽说:“大抵储诗,冲淡中涵深厚,幽细中见高状,每多道气语。如《田家》、《与王十三偶作》等篇,名理悟机,跃跃在前。”(《唐诗选评》)高、厚、远、细、和,正是此诗之特点,也正是其诗妙绝所在。
综上所述,我们发现储光羲所表现的田园生活是平和安宁的。同理,田园诗所承载的基本精神是以自然真实反对虚伪污浊,从而寻求心灵的自由和净化,以达到“超世远俗”。除了在情、景、物上下功夫,也用了田园生活中的人物作为一种隐喻,其表现艺术手法上还是深刻的。
结语
储光羲是盛唐最致力于田园诗创作的诗人。盛唐田园诗中的不少“田家”只是诗人自己进入角色,而进入角色最深的恐怕要数储光羲了。 他对“田家”活动的描写可是栩栩如生,非常的具体,甚至会在读者的脑海中出现一个画面或是一种深刻的体会。在他的诗里往往把田园风光和乡村生活,当作自己隐逸情趣的寄托。所以,他笔下的农民形象大多是心情安闲,风度潇洒,有超尘出世的隐士气息。他所描绘的田园环境,也是一派和平宁静的境界。
储光羲的诗,历代评价都很高。徐献忠云:“储公诗格调高远,兴寄超绝。”
锺惺说:“储诗清骨灵心,不减王孟,一片深淳之气,装里不觉,人不得以清灵之品目之。所谓诗文妙用,有隐有秀,储盖兼之矣。”储光羲的田园诗确实有一定的成就,冲淡自然,深淳趣远,与农村天然朴素相合拍,给人以美的享受。同时也带出追求隐逸的闲情生活。
参考资料
1. 王国璎著,《中国山水诗研究》,中华书局出版社,2007年版。
2. 葛晓音著,《山水田园诗派研究》,辽宁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3.刘开扬著,《唐诗通论》,巴蜀书社,1998年版。
4.陈伯海著,《唐诗汇评》,浙江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
5.阮忠著,《唐宋诗风流别史》,武汉出版社,1997年版。
6.陶文鹏、韦凤娟主编,《中国古代山水诗史》,凤凰出版社,2004年版。
7. 周汝昌、马茂元,霍松林、程千帆、周辰甫等撰写,《唐诗鉴赏辞典》,1983 年版。
8. 马茂元选注,《唐诗选》,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
9. 马碛高、黄均主编:《中国古代文学史2》,晟齐实业有限公司,2005年版。
10. 姚仪敏,《盛唐与蝉》,高雄佛光出版社,1997年版。
翁柳洁
00620640 留学生
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
[摘要] 本文以隐逸与山水田园紧密关系的角度为本,由田园诗中的情、景、物,还有田园生活中的人物隐喻作为出发,并从其生平作为一种衬托的论述,来探讨、梳理储光羲在诗中所带出的“超世远俗”,从而展现储光羲在盛唐田园诗的高尚地位。
[关键词] 储光羲、超世远俗、隐逸、田园、盛唐
前言
隐逸与自然山水田园是不可分的,其基本动机一般是由于不能或不愿和现实社会认同。可是经过儒、道的哲学理论,隐逸不再是单纯的逃避行为,却可以解释成一种具有道德批判性的政治姿态,也可以代表一种人生理想的追求。如此看来,这“超世远俗”的自然山水田园增添了精神上的价值观,并且将进而成为追求逍遥自适的隐逸生活。因此,在隐逸的歌咏中,出现了对自然山水田园的一种赞赏。
盛唐时期可谓繁荣不已,也正是有志之士通过仕途大展雄心抱负的好时机。然而,储光羲处在此时,是怎么能够体现“超世远俗”,是值得去探讨的。我们甚至可以发现,山水田园是盛唐诗中最普遍的题材。笔者以为,当社会走向繁荣之余,也会变得复杂,人与人之间也存在了纠葛,而山水田园(自然环境)既是他们精神上的乐土。所谓:“仁者乐山,智者乐土”。固然,在盛唐出现“超世远俗”的唐诗是不足以见怪的。而储光羲却是盛唐最致力于田园诗创作的诗人。
一
储光羲(公元706?--762?年),出身于一个世业传儒的家庭,很早便能作诗。开元十四年释褐后,先任下邽尉。开元十五年冬曾到州里送兵。开元十八年又转任安宜尉。安宜在苏北,属楚州,在他家乡北边,相距很近。乘着在安宜的机会,他回乡一次,作了《游茅》五首。但此时的他并无隐居,而是在开元二十年前后弃职,后到太行山附近的淇水赋闲去了。他在《杂诗》和《天家杂兴》等诗中都提到从其隐居之处可望见太行山,还能登上孙登的啸台,与王维相去不远。大约在开元二十二年左右,储光羲又出任汜水尉。开元二十八年以后到天宝五载前,他在终南山再次隐居。这时王维也在终南别业过着半官半隐的生活。天宝五载至六载之间,储光羲出为太祝,此后到安史之乱中去世,再没有长时间地隐居了。可见,储光羲隐居的时间并不长,而且两次隐居都与王维在一起,必然在思想上互相影响。但此文将不细说。
“超世远俗”的体现必然有其原因:
平生非作者,望古怀清芬。心以道为际,行将时不群。《游茅山》(其三)
昔贤居柱下,今我去人间。良以直心旷,兼之外视闲。《游茅山》(其四)
此两首诗道出了他向往于古道,且是存有避世之志。从他的生平来看,其政治道路还是崎岖不平的。储光羲也在诗中多次提到自己仕途失意、屡思归隐的原因,主要是躬行直道,不肯媚俗。 “直道已三出,幸从江上回。”(《安宜园林献高使君》)在作品中表现的对隐逸的企慕。从普遍来说,是会有着政治逃避的意味,而这是与个人的政治立场有密切的关系。故就会把自己寄托于大自然的环境下,而道出追求高尚美之欲望。毕竟,在亲自(想象)登临与观赏山水田园,都会获得精神上的自由和解脱。我们还能思索的是,储光羲大赞田园生活,除了仕途失意外,是否存在其它主观的原因?
二
当在世俗上得不到、或找不到自我需求的时候,就会把心寄托于自然景象,而达到一种“超世远俗”。从储光羲的诗歌来看,他不只是单纯地对山水自然美的一种惊奇、喜爱、沉醉、赞赏之情的描写,而往往夹杂了心里不平衡的抒发。从而,展现了储光羲“高”的一面。《唐诗品》:“储公诗格格调高远,兴寄超绝。”除此以外,《河岳英灵集》也说:“储公格高调逸,趣远情深,削尽常言,挟《风》《雅》之迹,得浩然之气。《述华清宫》诗云:‘山开鸿蒙色,天转招摇星。’”
储光羲被殷璠收入于《丹阳集》,如《同武平一员外五首》其四:
朦胧竹影蔽岩扉,淡荡荷风飘舞衣。舟寻绿水宵将半,月隐青林人未归。
此诗写的是月下荡舟的兴致。竹影、岩扉、青林、绿水、小舟,在朦胧的月色和淡荡的荷风中融成一片梦幻似的意境。那是一个让人陶醉的风景,把心沉淀于此,会更加地发现世俗的丑恶,也更进一步地道出隐居的乐趣。
后来,他两次隐居在北方,遂和王维一起,也大大开拓了北方山水田园诗的新境界。储光羲把田园诗和咏怀诗的表现艺术相结合,在突出对自然描写中寓意寄兴,创造了独特的比兴体。就如上所说,对山水田园的描写不是一个纯粹性,而是寄托了自己甚至是全民的思想。他从农村天猎、樵采、渔牧、采陵、采莲等日常劳动取材,来歌咏隐逸生活的悠闲,同时以各类劳动的不同性质为比喻,寄托了他仕途失意的种种感慨。 如:
山北饶朽木,山南多枯枝。枯枝作采薪,爨室私自知。
诘朝砺斧寻,视暮行歌归。先雪隐薜荔,迎暄卧茅茨。
清涧日濯足,乔木时曝衣。终年登险阻,不复忧安危。
荡漾与神游,莫知是与非。 ——《樵父词》
《樵父词》中对樵父年履险如夷的欣慕,包含着他自己对仕途险峻的恐惧感。这说明了他笔下的樵夫,显然有所寄托。故不忧己,好神游,完全是高士的形象。唐汝询:“‘先雪隐薜荔’,恐樵人未必有此情趣。”(《唐诗选评》引)这指出了全诗的意旨。
再如《渔父词》:
泽鱼好鸣水,溪鱼好上流。渔梁不得意,下渚潜垂钩。
乱荇时碍楫,新芦复隐舟。静言念终始,安坐看沉浮。
素发随风扬,远心与云游。逆浪还极浦,信潮下沧洲。
非为徇形役,所乐在行休。
可见,这位渔父,其意不在得鱼,而在静言安坐、乐在行止。唐汝询说:“渔樵二诗具有天际真人想。”(《唐诗选评》引)描写的潇洒深细,意境阔远。全诗所要带出的是自己处在各种复杂的人事。再如《牧童词》:
不言牧田远,不道牧陂深;所念牛驯扰,不乱牧童心。
园笠覆我顶,长蓑披我襟。方将忧暑雨,亦似惧寒阴。
大牛隐层坂,小牛穿近林。同类相鼓舞,触物成讴吟。
取乐须臾间,宁问声与音?
储光羲描绘牧童们“同类相鼓舞,触物成讴吟。取乐须臾间,宁问声与音。”,也是比喻隐居生活中的乐趣。他是以民歌化的质朴语言,写出了牧童与耕牛真率的情感和放牧生活的情趣。“暑雨”“寒阴”,放牧本是艰苦的。然而在诗中的牛儿似乎懂得牧童的辛劳,非常“驯扰”,牧童也不辞“田远”“ 陂深”,把牛放在最适合的地方。也间接地表示他对隐逸生活之闲情的一种追求。
我们发现,诗中的樵父、渔父、牧童,其实都是隐士的一种隐喻。 可见,储光羲是向往于那种悠闲的生活,他是借着田园生活中的人物来抒发自己“超世远俗”之情。
储光羲存诗约两百一十余首,《全唐诗》编为四卷。然其作品中最重要的题材,还是有关农家生活和田园之事的名作。主要是描写了农村生活的安静纯朴,表现了他的闲适心情与隐逸思想。以下,笔者将从田园诗的情、景、物来探讨“超世远俗”。
春至鶬鹒鸣,薄言向田墅。不能自力作,黾勉娶邻女。
既念生子孙,方思广田圃。闲时相顾笑,喜悦好禾黍。
夜夜登啸台,南望洞庭渚。百草被霜露,秋山响砧杵。
却羡故年时,中情无所取。
——《田家杂兴八首》(其一)
《田家杂兴》共八首。这是储光羲隐居终南时所作。触物寄兴,即事成吟,杂写田园情景,故题作《田家杂兴》。此首所带出的是闲婉真切,朴素自然的一种境界。同时也反映了农民朴素的愿望与常情,诗中描写了农家的真趣实境。
众人耻贫贱,相与尚膏腴。我情既浩荡,所乐在畋渔。
山泽时晦暝,归家暂闲居。满园植葵藿,绕屋树桑榆。
禽雀知我闲,翔集依我庐。所愿在优游,州县莫相呼。
日与南山老,兀然倾一。
——《田家杂兴八首》(其二)
在这,储光羲主要是用描写周边景色来表现出自己是享受于归隐田园的悠闲自在和无拘无束的生活。在此,很明显地看出储光羲把自己寄托在一个和平宁静、人们怡然自乐的景象,就如陶潜的世外桃源。郭浚说:“陶公‘悠然见南山’格老,储公‘日与南山老’骨胜。”可以显然地看出,作者把田园生活美化、诗化,以寄遇自己“超世远俗”的强烈追求。
平生养情性,不复计忧乐。去家行卖畚,留滞南阳郭。
秋至黍苗黄,无人可刈获。稚子朝未饭,把竿逐鸟雀。
忽见梁将军,乘车出宛洛。意气轶道路,光辉满墟落。
安知负薪者,咥咥笑轻薄。
——《田家杂兴八首》(其五)
这一首是如此地生动把田家穷困窘迫的生活描绘出来,与梁将军乘车出游时骄矜煊赫的场面成了一大队比。末句更是引出了贫者对贵者的讥笑,更是让人反思其内涵。笔者以为,储光羲是在讽刺贵者,并歧视他们的荣华富贵的生活,而推断出对贫者的一种赞赏。储光羲更是把自己融入在后者,并突出地表现其“超世远俗”的欲望。
种桑百馀树,种黍三十亩。衣食既有馀,时时会亲友。
夏来菰米饭,秋至菊花酒。孺人喜逢迎,稚子解趋走。
日暮闲园里,团团荫榆柳。酩酊乘夜归,凉风吹户牖。
清浅望河汉,低昂看北斗。数瓮犹未开,明朝能饮否。
——《田家杂兴八首》(其八)
诗中都在描写田家的劳作与农家之乐。储光羲以通俗的家常事来渲染出一种真趣至乐的一种境界,并带出飘逸感。“当田家一画谱”如实呈现在眼前,此意境是达到了一定的高度。《田家杂兴八首》(其三) 也是用了生活上的细节来表现农民们的善良淳厚。甚至可以发现,诗人在隐居期间,亲自参加了一些劳动,并对农民的思想、性格、生活状况有一定的了解,因此才能够写得如此亲切与深刻地刻画出其“超世远俗”的思想。
从《田家杂兴八首》来看,乃以总结出储光羲是持有爱好田稼的心。从深刻的一面来看,既是表现出自鸣清高,强调消极避世的思想;另一方面也对当时政局的昏乱黑暗,都市的奢靡浮嚣,带出忧虑和不满的振奋情怀。同时,也对农村勤劳的生活,也有着一定程度的向往。
储光羲田园诗里除了善于细致朴实地描写劳动生活的情景,而且他曾参加一些田家劳动。比起王维和孟浩然的田园诗,其意境的混成和构思的精致等方面还是较成熟的。也发现以“田家”作为诗题尚有《田家即事》。他不但以“田家”作为自己的喻象,而且还对某些农作,诸如喂牛、耕地、锄瓜、间苗等有所了解。因此描绘劳动细节上一定更加的生动与具体。 如:
蒲叶日已长,杏花日已滋。老农要看此,贵不违天时。
迎晨起饭牛,双驾耕东菑。蚯蚓土中出,田乌随我飞。
群合乱啄噪,嗷嗷如道饥。我心多恻隐,顾此两伤悲。
拨食与田乌,日暮空筐归。亲戚更相诮,我心终不移。
——《田家即事》
前八句虽是朴素地叙述老农喂牛春耕的过程,但是读起来却仿佛真的嗅到春天滋润新鲜的泥土芳香。那是多么的写意。《唐诗品汇》:刘须溪云:兴寄杂出,无不有味。愈古愈淡,愈淡愈浓。我们是否可以理解为,这就是“超世远俗”的一种美好、一种情趣?因为,从众多他的诗作中,我们可以读出他是乐在其中。
储光羲在描写农村田园恬静自然的当儿也抒发了自己的闲情和隐居雅怀:
垂钓绿湾春,春深杏花乱。
潭清疑水浅,荷动知鱼散。
日暮待情人,维舟绿杨岸。
——《钓鱼湾》
全篇借助垂钓以适情,满篇逸兴天趣,气象清远。 这首诗写江湾春色的幽美。“潭清”、“ 荷动”二句,从景物的动静状态中捕捉住它们之间的微妙关系。 结尾处出人意料地点出垂钓者意不在钓鱼和赏春,而是在待人。在“超世远俗”的境界中,是否真的如此之悠闲地过活?离开了世俗,就可以把烦恼一切地抛开吗?如果真是如此释怀,那为何储光羲之后还是出任官职呢?逻辑推理上,储光羲应该继续隐居,并享受他认为快乐、且是一个精神寄托的田园生活,可不然。这里,我们可以进一步地思索,在盛唐所谓的隐居到底是处于何种方式?
再如《同王十三维偶然作十首》也是田家闲情逸兴之作。
野老本贫贱,冒暑锄瓜田。一畦未及终,树下高枕眠。
荷条者谁子,皤皤来息肩。不复问乡墟,相见但依然。
腹中无一物,高话羲皇年。落日临层隅,逍遥望晴川。
使妇提蚕筐,呼儿榜渔船。悠悠泛绿水,去摘浦中莲。
莲花艳且美,使我不能还。
——《同王十三维偶然作十首——其三》
储光羲深刻地把田园的景色描绘了出来,并道出自己的追求闲情和隐居雅怀。如将此诗画作或想象成画,那是储光羲追求的隐居住所?还是只是一种心理上的想象追求?诗中的荷条者为王维,也来息肩,两人同调相亲。虽腹中是空的,但还是能谈及上古之世,可知是位高士。此提点出“超世远俗”的形象和高调的生活。诗中也叙述了两人的活动、心情,真是语意长悠悠远。钟惺云:“寄兴入想,皆高一层,后一层,远一层。田家诸作皆然。”周珽说:“大抵储诗,冲淡中涵深厚,幽细中见高状,每多道气语。如《田家》、《与王十三偶作》等篇,名理悟机,跃跃在前。”(《唐诗选评》)高、厚、远、细、和,正是此诗之特点,也正是其诗妙绝所在。
综上所述,我们发现储光羲所表现的田园生活是平和安宁的。同理,田园诗所承载的基本精神是以自然真实反对虚伪污浊,从而寻求心灵的自由和净化,以达到“超世远俗”。除了在情、景、物上下功夫,也用了田园生活中的人物作为一种隐喻,其表现艺术手法上还是深刻的。
结语
储光羲是盛唐最致力于田园诗创作的诗人。盛唐田园诗中的不少“田家”只是诗人自己进入角色,而进入角色最深的恐怕要数储光羲了。 他对“田家”活动的描写可是栩栩如生,非常的具体,甚至会在读者的脑海中出现一个画面或是一种深刻的体会。在他的诗里往往把田园风光和乡村生活,当作自己隐逸情趣的寄托。所以,他笔下的农民形象大多是心情安闲,风度潇洒,有超尘出世的隐士气息。他所描绘的田园环境,也是一派和平宁静的境界。
储光羲的诗,历代评价都很高。徐献忠云:“储公诗格调高远,兴寄超绝。”
锺惺说:“储诗清骨灵心,不减王孟,一片深淳之气,装里不觉,人不得以清灵之品目之。所谓诗文妙用,有隐有秀,储盖兼之矣。”储光羲的田园诗确实有一定的成就,冲淡自然,深淳趣远,与农村天然朴素相合拍,给人以美的享受。同时也带出追求隐逸的闲情生活。
参考资料
1. 王国璎著,《中国山水诗研究》,中华书局出版社,2007年版。
2. 葛晓音著,《山水田园诗派研究》,辽宁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3.刘开扬著,《唐诗通论》,巴蜀书社,1998年版。
4.陈伯海著,《唐诗汇评》,浙江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
5.阮忠著,《唐宋诗风流别史》,武汉出版社,1997年版。
6.陶文鹏、韦凤娟主编,《中国古代山水诗史》,凤凰出版社,2004年版。
7. 周汝昌、马茂元,霍松林、程千帆、周辰甫等撰写,《唐诗鉴赏辞典》,1983 年版。
8. 马茂元选注,《唐诗选》,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
9. 马碛高、黄均主编:《中国古代文学史2》,晟齐实业有限公司,2005年版。
10. 姚仪敏,《盛唐与蝉》,高雄佛光出版社,1997年版。
Friday, December 05, 2008
Wednesday, December 03, 2008
诗经(北大作业四)
分析《氓》的修辞 翁柳洁 00620640
《氓》是卫风的第四篇。共六章,每章十句,每句四字。计有六十句,二百四十字。此首在十五国风中居为第二长诗。幽风七月篇较此诗更长三分之一,为第一长诗。全诗经之第一长诗则为鲁颂的宓宫篇,计四百九十二字,为此诗二倍之长。
《卫风•氓》是中国文学史上最早的也是最好的一首弃妇诗,它可能是春秋初期卫国的一首民歌。诗歌是通过一个妇女的哭诉,生动地描述了这个妇女从恋爱、结婚直到被遗弃的完整过程,抒发了她对丈夫感情蜕变的悲愤与怨恨,客观上也揭露了当时的阶级压迫。
本诗的主要表现手法是赋,从而也兼有比、兴来造就更深婉的抒情效果。赋、比、兴三者是无法完全分割来看,更不能认为一篇诗中专用赋,或专用比,或专用兴。根据《诗经》中的创作实践,在一篇诗中多是赋、比、兴兼用的。明代的谢榛《四溟诗话》作过一个统计:“予尝考之三百篇,赋七百二十,兴三百七十,比一百一十。”再如朱熹《诗集传》的标注统计《诗经》1141章,其中赋727,比111,兴274,兼类(兴而比、赋而兴之类)29。对赋、比、兴的归纳分类,学界上的意见不等。我们能总结出,《诗经》中各篇中是赋、比、兴是兼用的,而且赋的使用是大量的。就算是把比、兴加起来,还是不及赋的使用。
在还未展开诗内容的修辞分析,我们先来看诗题“氓”这个词所承载的意义。《毛诗》:“氓,莫耕反,民也。”《韩诗》云“美貌。”诗中所谓的“氓”,纯粹指的就是她的丈夫,这是没有疑义的。但是此字却是隐喻“讽”的意味。序云:“氓,刺时也。宣公之时,礼义消亡,淫风大行。男女无别,遂相奔诱。华落色衰,复相弃背。或乃困而自悔丧其妃藕,故序其事以风焉。美反正,刺淫失也。”可见,诗题就采用了比的手法。虽然表面是在写自己,但是却是述说一国之事。
笔者是以朱熹《诗集传》中的修辞叙述作为一个基础而阐发,以下可以分成三大类来论述。
1.赋
“赋”是最基本、最常用的表现方法。它的特点是“敷陈”、“直言”,即直接叙述事物、铺陈情节、抒发感情。在诗歌创作中,它是直陈事物和情感的艺术。唐代孔颖达疏《毛诗序》,作了解释:“诗文直陈其事,不譬喻者,皆赋辞也;言事之道,直陈为正,故《诗经》多赋,在比、兴之先。”
一、直抒胸臆
直抒胸臆最常见的抒情方式是,把内心感情直接披露出来,不曲折,直截了当。这体现在《氓》中的第二章:“乘彼垝垣,以望复关。不见复关,泣涕涟涟。既见复关,载笑载言。尔卜尔筮,体无咎言。以尔车来,以我贿迁。”这位女主人公登上高的墙台,为的就是望一望她的爱人。诗中直接把女主人公的心情深刻地刻画出来,见不到爱人的她是流着思念的泪水;见到爱人的她却又是喜笑开颜。
二、情景交融
赋用于叙事状物,可以形神具似;用于描述自然景色,也可以作在情在景中,即情在景中,即情见景,情景交融。而《氓》中的第六章就是女主人中在婚前和“氓”约会、结婚、甚至被弃时所必经之地而感叹了自己的怨恨:“及尔偕老,老使我怨。淇则有岸,隰则有泮。总角之宴,言笑晏晏。信誓旦旦,不思其反。反是不思,亦已焉哉!”在这一章,朱熹《诗集传》云:“赋而兴也。”(“兴”的部分留在下文说。)
三、铺叙敷陈
叙事是赋的基本功用。这体现在《氓》中第一章:“氓之蚩蚩,抱布贸丝。匪来贸丝,来即我谋。送子涉淇,至于顿丘。匪我愆期,子无良媒。将子无怒,秋以为期。”这一章就说明了“氓”的形象。“蚩蚩”二字,朱熹《诗集传》注:“无知之貌,盖怨而鄙之也。”《毛诗》则谓之敦厚之貌。如果是无知,怎会得到女主人公的欢心呢?而且抱布贸丝的他,却又不是来贸丝,这又再次说明他不是无知。相反的,一个敦厚者是易以愚女。所以,笔者是从毛诗说。
《氓》第五章:“三岁为妇,靡室劳矣;夙兴夜寐,靡有朝矣。言既遂矣,至于暴矣。兄弟不知,咥其笑矣。静言思之,躬自悼矣。”《毛诗》云:“妇人追说己初至夫家,三岁为妇之时,颜色未帅,为夫所爱,无室家之劳,谓夫不以室家妇事以劳于己。”可见,女主人公是把自己这样的怨气 透过每天在家的忙碌表现了出来,也铺陈说明“氓”的改变。
2.比
“比”在现代修辞学上列为比喻和比拟两种辞格。朱熹《诗集传》说:“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刘勰《文心雕龙•比兴》说:“且何谓为比,盖写物以附类,扬言以切事者也”。这就说对本质上不同的两种事物,利用它们之间在某一方面的相似点来打比方,或者是用浅显常见的事物来说明抽象的道理和情感,使人易于理解;或者借以描绘和渲染事物的特征,使事物生动、具体、形象地表现出来,给人以鲜明深刻的印象。
一、借喻
借喻是以喻体代替本体,突出本体的某种特性。但《氓》中在这个特点上是没有写本体,而直接描写喻体,也是借喻的一种表现。《氓》中第三章:“桑之未落,其叶沃若。”诗人用桑叶的鲜嫩来比喻女主人公的年轻美丽。“于嗟鸠兮,无食桑葚”,即“比”又“兴”,“先言它物以引起所咏之词”,假如女子贪恋情爱,那么也就会像斑鸠那样遭遇到不幸。
《氓》中第四章:“桑之落矣,其黄而陨。”诗人用了与第三章同样的手法来说明女主人公的容貌已经衰减了,也象征着婚姻的破裂。诗人从桑叶青青(季秋)写到桑叶黄落(仲秋),不仅显示了女主人公年龄由盛到衰,而且暗示了时光的消逝。
二、隐喻
隐喻,也称暗喻。它没有“如”、“像”一类的喻词,同时出现的本体和喻体的关系更为紧密。《氓》第四章: “自我徂尔,三岁食贫。”此二句道出了女主人公一直过着贫苦的生活,正是这样的生活使她美丽的容貌很快就变得憔悴了。这里隐喻地说明女主人公后悔自己当初被诱惑,《毛诗》云:“悔己本为所诱,而又怨之。”
《氓》第六章:“淇则有岸,隰则有泮。”在这用了“淇”、“隰”来你比喻自己的不幸简直是无边无涯。而且是强烈地抒发了一腔怨愤、诉说了弃妇无边无际的痛苦。为了摆脱这些痛苦,她下决心与“氓”割断在感情上的联系。
《氓》第一章:“送子涉淇,至于顿丘。”这里说的是远远的看着他渡过淇水,直至他的身影消失在顿丘。女主人公之所以会这样望着他的身影,固然就隐喻着她是爱着他,并存有依依不舍的心情。
3.兴
“兴”,即起兴,在一首诗的开头,或一章诗的开头,“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辞”;也就是先描绘某种事物的形象,用以引起所要咏唱的内容。
一、有比喻、象征作用的兴
《氓》中第三章一开始就描写桑叶的鲜嫩来比喻女主人公的年轻美丽,来兴下句戒女无与士耽也。“士之耽兮,犹可说也;女之耽兮,不可说也。”雀鸟被桑椹的香美迷惑,女主人公却是被“氓”的甜言蜜语所迷惑,而比喻出男子在爱情中迷惑可以解脱,而女子则不然。甚至也象征着此诗中男子是无情无义,而女子却是痴情不已。这一章押了三个韵:落、若、鱼部入声;葚、耽、耽、耽,侵部平声;说、说,祭部入声。
二、点名情境或烘托氛围的兴
《氓》中第六章,诗人通过对“淇则有岸,隰则有泮。”的描写,来兴起“信誓旦旦,不思其反。”女主人公回忆往事,再看看今天,衬托出自己的命运和前途都那样暗淡渺茫,当初的“旦旦”、“信誓”全被“氓”推翻了。女主人公也透过此而看清了他的卑鄙,而变得异常决绝。在这烘托出,女主人公的悔恨是多于哀伤。这一章押了两个韵:怨、岸、泮、宴、晏、旦、反元部去声;思、哉之部平声。
4.对比
对比也叫对照,把两个相反、相对的事物或同一事物相反、相对的两个方面放在一起,用比较的方法加以描述或说明。
一、句法对比
不见复关,泣涕涟涟。
既见复关,载笑载言。(《第二章》)
于嗟鸠兮,无食桑葚;
于嗟女兮,无与士耽。(《第三章》)
士之耽兮,犹可说也;
女之耽兮,不可说也。(《第三章》)
桑之未落,其叶沃若。(《第三章》)
桑之落矣,其黄而陨。(《第四章》)
二、章句前后对比
婚前是“信誓旦旦,不思其反。”,婚后是“言既遂矣,至于暴矣。”
5.借代
事物上都有一定的名称,为了修辞上的需要,临时借用与该事物有某种内在联系的词语来代替事物本来的名称,就叫借代。有时为了让语言生动形象,有时为了押韵,情况不等。
“乘彼垝垣,以望复关。不见复关,泣涕涟涟。既见复关,载笑载言。”
(《第二章》)
这里指的“复关”就是“氓”之意。“复关”无论作“男子之所居”解释或作“重关”,即氓来往所走的路口来解释,都是和氓有密切的联系。用“复关”以代氓,这是借地名代替人。除此以外,笔者也认为这里的借代和押韵有关。且看《第二章》的押韵垣、关、关、涟、关、言、言、迁都是元部平声。所以我们也可以说诗人是为了达到押韵的效果而借代。
6.顶针
顶针也叫“顶真”、“联珠”,是用前文的结尾(词语或句子)做下文的起头,使语句递接紧凑而文势畅达。
“及尔偕老,老使我怨。…信誓旦旦,不思其反。反是不思,亦已焉哉!”
(《第六章》)
7.对偶
对偶是用字数相等、句法相似的语句表示相关或相反的意思。应用对偶,可以使诗句匀称,意思突出。《氓》中出现的都是两句对偶。
“以尔车来,以我贿迁。”(《第一章》)
“淇则有岸,隰则有泮。”(《第六章》)
此两例的两句的意思都是相近且有密切的关系。第一例是说明“氓”带着你的车马前来,把女主人中和嫁妆带到你的身边。第二例是情景描写。
8.叹词的应用
为了表达诗人感情的强烈,对所爱者或所憎者的一种倾诉。人虽不在眼前,但却是可以写得栩栩如生,这就是呼告的特征。它在抒情诗中用得最普遍。《氓》第三章:“桑之未落,其叶沃若。于嗟鸠兮,无食桑葚;于嗟女兮,无与士耽。士之耽兮,犹可说也;女之耽兮,不可说也。”共用了四个“兮”。诗人在解释了,仲秋的情景后,就开始感叹自己凄惨的遭遇。
再如第五章:“三岁为妇,靡室劳矣;夙兴夜寐,靡有朝矣。言既遂矣,至于暴矣。兄弟不知,咥其笑矣。静言思之,躬自悼矣。”此章在每个偶句都使用了“矣”,一连就用了五个。女主人公感叹自己最终还是被迫回到娘家,而等待她的却并不是亲人的抚慰,而是兄弟间的拍掌欢笑。即使是在自己亲人的面前也找不到一丝同情,简直就是一幕凄惨的人生悲剧。
除此以外,值得一提的是这首诗音调铿锵自然,富有真情实感。诗中用了不少“蚩蚩”、“涟涟”、“汤汤”、“晏晏”、“旦旦”等叠字形容词,它们不但起了摹声绘貌的作用,且加强了诗的音乐性。
《氓》是卫风的第四篇。共六章,每章十句,每句四字。计有六十句,二百四十字。此首在十五国风中居为第二长诗。幽风七月篇较此诗更长三分之一,为第一长诗。全诗经之第一长诗则为鲁颂的宓宫篇,计四百九十二字,为此诗二倍之长。
《卫风•氓》是中国文学史上最早的也是最好的一首弃妇诗,它可能是春秋初期卫国的一首民歌。诗歌是通过一个妇女的哭诉,生动地描述了这个妇女从恋爱、结婚直到被遗弃的完整过程,抒发了她对丈夫感情蜕变的悲愤与怨恨,客观上也揭露了当时的阶级压迫。
本诗的主要表现手法是赋,从而也兼有比、兴来造就更深婉的抒情效果。赋、比、兴三者是无法完全分割来看,更不能认为一篇诗中专用赋,或专用比,或专用兴。根据《诗经》中的创作实践,在一篇诗中多是赋、比、兴兼用的。明代的谢榛《四溟诗话》作过一个统计:“予尝考之三百篇,赋七百二十,兴三百七十,比一百一十。”再如朱熹《诗集传》的标注统计《诗经》1141章,其中赋727,比111,兴274,兼类(兴而比、赋而兴之类)29。对赋、比、兴的归纳分类,学界上的意见不等。我们能总结出,《诗经》中各篇中是赋、比、兴是兼用的,而且赋的使用是大量的。就算是把比、兴加起来,还是不及赋的使用。
在还未展开诗内容的修辞分析,我们先来看诗题“氓”这个词所承载的意义。《毛诗》:“氓,莫耕反,民也。”《韩诗》云“美貌。”诗中所谓的“氓”,纯粹指的就是她的丈夫,这是没有疑义的。但是此字却是隐喻“讽”的意味。序云:“氓,刺时也。宣公之时,礼义消亡,淫风大行。男女无别,遂相奔诱。华落色衰,复相弃背。或乃困而自悔丧其妃藕,故序其事以风焉。美反正,刺淫失也。”可见,诗题就采用了比的手法。虽然表面是在写自己,但是却是述说一国之事。
笔者是以朱熹《诗集传》中的修辞叙述作为一个基础而阐发,以下可以分成三大类来论述。
1.赋
“赋”是最基本、最常用的表现方法。它的特点是“敷陈”、“直言”,即直接叙述事物、铺陈情节、抒发感情。在诗歌创作中,它是直陈事物和情感的艺术。唐代孔颖达疏《毛诗序》,作了解释:“诗文直陈其事,不譬喻者,皆赋辞也;言事之道,直陈为正,故《诗经》多赋,在比、兴之先。”
一、直抒胸臆
直抒胸臆最常见的抒情方式是,把内心感情直接披露出来,不曲折,直截了当。这体现在《氓》中的第二章:“乘彼垝垣,以望复关。不见复关,泣涕涟涟。既见复关,载笑载言。尔卜尔筮,体无咎言。以尔车来,以我贿迁。”这位女主人公登上高的墙台,为的就是望一望她的爱人。诗中直接把女主人公的心情深刻地刻画出来,见不到爱人的她是流着思念的泪水;见到爱人的她却又是喜笑开颜。
二、情景交融
赋用于叙事状物,可以形神具似;用于描述自然景色,也可以作在情在景中,即情在景中,即情见景,情景交融。而《氓》中的第六章就是女主人中在婚前和“氓”约会、结婚、甚至被弃时所必经之地而感叹了自己的怨恨:“及尔偕老,老使我怨。淇则有岸,隰则有泮。总角之宴,言笑晏晏。信誓旦旦,不思其反。反是不思,亦已焉哉!”在这一章,朱熹《诗集传》云:“赋而兴也。”(“兴”的部分留在下文说。)
三、铺叙敷陈
叙事是赋的基本功用。这体现在《氓》中第一章:“氓之蚩蚩,抱布贸丝。匪来贸丝,来即我谋。送子涉淇,至于顿丘。匪我愆期,子无良媒。将子无怒,秋以为期。”这一章就说明了“氓”的形象。“蚩蚩”二字,朱熹《诗集传》注:“无知之貌,盖怨而鄙之也。”《毛诗》则谓之敦厚之貌。如果是无知,怎会得到女主人公的欢心呢?而且抱布贸丝的他,却又不是来贸丝,这又再次说明他不是无知。相反的,一个敦厚者是易以愚女。所以,笔者是从毛诗说。
《氓》第五章:“三岁为妇,靡室劳矣;夙兴夜寐,靡有朝矣。言既遂矣,至于暴矣。兄弟不知,咥其笑矣。静言思之,躬自悼矣。”《毛诗》云:“妇人追说己初至夫家,三岁为妇之时,颜色未帅,为夫所爱,无室家之劳,谓夫不以室家妇事以劳于己。”可见,女主人公是把自己这样的怨气 透过每天在家的忙碌表现了出来,也铺陈说明“氓”的改变。
2.比
“比”在现代修辞学上列为比喻和比拟两种辞格。朱熹《诗集传》说:“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刘勰《文心雕龙•比兴》说:“且何谓为比,盖写物以附类,扬言以切事者也”。这就说对本质上不同的两种事物,利用它们之间在某一方面的相似点来打比方,或者是用浅显常见的事物来说明抽象的道理和情感,使人易于理解;或者借以描绘和渲染事物的特征,使事物生动、具体、形象地表现出来,给人以鲜明深刻的印象。
一、借喻
借喻是以喻体代替本体,突出本体的某种特性。但《氓》中在这个特点上是没有写本体,而直接描写喻体,也是借喻的一种表现。《氓》中第三章:“桑之未落,其叶沃若。”诗人用桑叶的鲜嫩来比喻女主人公的年轻美丽。“于嗟鸠兮,无食桑葚”,即“比”又“兴”,“先言它物以引起所咏之词”,假如女子贪恋情爱,那么也就会像斑鸠那样遭遇到不幸。
《氓》中第四章:“桑之落矣,其黄而陨。”诗人用了与第三章同样的手法来说明女主人公的容貌已经衰减了,也象征着婚姻的破裂。诗人从桑叶青青(季秋)写到桑叶黄落(仲秋),不仅显示了女主人公年龄由盛到衰,而且暗示了时光的消逝。
二、隐喻
隐喻,也称暗喻。它没有“如”、“像”一类的喻词,同时出现的本体和喻体的关系更为紧密。《氓》第四章: “自我徂尔,三岁食贫。”此二句道出了女主人公一直过着贫苦的生活,正是这样的生活使她美丽的容貌很快就变得憔悴了。这里隐喻地说明女主人公后悔自己当初被诱惑,《毛诗》云:“悔己本为所诱,而又怨之。”
《氓》第六章:“淇则有岸,隰则有泮。”在这用了“淇”、“隰”来你比喻自己的不幸简直是无边无涯。而且是强烈地抒发了一腔怨愤、诉说了弃妇无边无际的痛苦。为了摆脱这些痛苦,她下决心与“氓”割断在感情上的联系。
《氓》第一章:“送子涉淇,至于顿丘。”这里说的是远远的看着他渡过淇水,直至他的身影消失在顿丘。女主人公之所以会这样望着他的身影,固然就隐喻着她是爱着他,并存有依依不舍的心情。
3.兴
“兴”,即起兴,在一首诗的开头,或一章诗的开头,“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辞”;也就是先描绘某种事物的形象,用以引起所要咏唱的内容。
一、有比喻、象征作用的兴
《氓》中第三章一开始就描写桑叶的鲜嫩来比喻女主人公的年轻美丽,来兴下句戒女无与士耽也。“士之耽兮,犹可说也;女之耽兮,不可说也。”雀鸟被桑椹的香美迷惑,女主人公却是被“氓”的甜言蜜语所迷惑,而比喻出男子在爱情中迷惑可以解脱,而女子则不然。甚至也象征着此诗中男子是无情无义,而女子却是痴情不已。这一章押了三个韵:落、若、鱼部入声;葚、耽、耽、耽,侵部平声;说、说,祭部入声。
二、点名情境或烘托氛围的兴
《氓》中第六章,诗人通过对“淇则有岸,隰则有泮。”的描写,来兴起“信誓旦旦,不思其反。”女主人公回忆往事,再看看今天,衬托出自己的命运和前途都那样暗淡渺茫,当初的“旦旦”、“信誓”全被“氓”推翻了。女主人公也透过此而看清了他的卑鄙,而变得异常决绝。在这烘托出,女主人公的悔恨是多于哀伤。这一章押了两个韵:怨、岸、泮、宴、晏、旦、反元部去声;思、哉之部平声。
4.对比
对比也叫对照,把两个相反、相对的事物或同一事物相反、相对的两个方面放在一起,用比较的方法加以描述或说明。
一、句法对比
不见复关,泣涕涟涟。
既见复关,载笑载言。(《第二章》)
于嗟鸠兮,无食桑葚;
于嗟女兮,无与士耽。(《第三章》)
士之耽兮,犹可说也;
女之耽兮,不可说也。(《第三章》)
桑之未落,其叶沃若。(《第三章》)
桑之落矣,其黄而陨。(《第四章》)
二、章句前后对比
婚前是“信誓旦旦,不思其反。”,婚后是“言既遂矣,至于暴矣。”
5.借代
事物上都有一定的名称,为了修辞上的需要,临时借用与该事物有某种内在联系的词语来代替事物本来的名称,就叫借代。有时为了让语言生动形象,有时为了押韵,情况不等。
“乘彼垝垣,以望复关。不见复关,泣涕涟涟。既见复关,载笑载言。”
(《第二章》)
这里指的“复关”就是“氓”之意。“复关”无论作“男子之所居”解释或作“重关”,即氓来往所走的路口来解释,都是和氓有密切的联系。用“复关”以代氓,这是借地名代替人。除此以外,笔者也认为这里的借代和押韵有关。且看《第二章》的押韵垣、关、关、涟、关、言、言、迁都是元部平声。所以我们也可以说诗人是为了达到押韵的效果而借代。
6.顶针
顶针也叫“顶真”、“联珠”,是用前文的结尾(词语或句子)做下文的起头,使语句递接紧凑而文势畅达。
“及尔偕老,老使我怨。…信誓旦旦,不思其反。反是不思,亦已焉哉!”
(《第六章》)
7.对偶
对偶是用字数相等、句法相似的语句表示相关或相反的意思。应用对偶,可以使诗句匀称,意思突出。《氓》中出现的都是两句对偶。
“以尔车来,以我贿迁。”(《第一章》)
“淇则有岸,隰则有泮。”(《第六章》)
此两例的两句的意思都是相近且有密切的关系。第一例是说明“氓”带着你的车马前来,把女主人中和嫁妆带到你的身边。第二例是情景描写。
8.叹词的应用
为了表达诗人感情的强烈,对所爱者或所憎者的一种倾诉。人虽不在眼前,但却是可以写得栩栩如生,这就是呼告的特征。它在抒情诗中用得最普遍。《氓》第三章:“桑之未落,其叶沃若。于嗟鸠兮,无食桑葚;于嗟女兮,无与士耽。士之耽兮,犹可说也;女之耽兮,不可说也。”共用了四个“兮”。诗人在解释了,仲秋的情景后,就开始感叹自己凄惨的遭遇。
再如第五章:“三岁为妇,靡室劳矣;夙兴夜寐,靡有朝矣。言既遂矣,至于暴矣。兄弟不知,咥其笑矣。静言思之,躬自悼矣。”此章在每个偶句都使用了“矣”,一连就用了五个。女主人公感叹自己最终还是被迫回到娘家,而等待她的却并不是亲人的抚慰,而是兄弟间的拍掌欢笑。即使是在自己亲人的面前也找不到一丝同情,简直就是一幕凄惨的人生悲剧。
除此以外,值得一提的是这首诗音调铿锵自然,富有真情实感。诗中用了不少“蚩蚩”、“涟涟”、“汤汤”、“晏晏”、“旦旦”等叠字形容词,它们不但起了摹声绘貌的作用,且加强了诗的音乐性。
鲁迅研究(北大作业三)
比较用典和小说中的意义—以《起死》为例
翁柳洁 00620640
前言:
《故事新编》出版于一九三六年一月,全书有八篇:《补天》、《奔月》、《理水》、《采薇》、《铸剑》、《出关》、《非攻》和《起死》。如《自选集•自序》里述说这都为神话、传说及史实的演义。从创作到结集成书,前后经过十三年。由于写作时间的不同,鲁迅对世界观的改变成为必然性。之后写的五篇较之先写的三篇都有显著的发展。鲁迅在回顾小说创作的时候,说明其艺术概括的手段是:“所写的事迹,大抵有一点见过或听到过的缘由,但决不全用这事实,只是采取一端,加以改造,或生发开去,到足以几乎完全发表我的意思为止。”(《南腔北调集•我怎么做起小说来》)《故事新编》对于历史材料的处理,恰如《序言》所说明的,用的正是同样的方法:“只取一点因由,随意点染。”
至于把现代生活细节大胆地引入历史故事,更是鲁迅一种性格的体现。以下要论述的就是以历史人物作为题材的《起死》。鲁迅是如何巧妙地运用典故,从而转述在小说中,所表现的思想意蕴。
一
《起死》在《故事新编》里是引用历史人物,从而再创造,并对当时的社会思想作出批判。除此以外,尚有《采薇》和《出关》。《采薇》涉及的主体思想是后世的儒,《出关》写孔老,涉及的是儒道,《起死》涉及的是道。对于儒道思想,鲁迅基本持批判的态度,也从与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有关。
《起死》里所引用的典故有《庄子•至乐》第四节、《庄子•齐物论》和《论语•颜渊》。 而在建构整个故事上,《起死》是根据《庄子•至乐》而展开故事的内容。至乐篇,讨论的是人生快乐和生死态度的问题。“至乐”,解释为至极的快乐。鲁迅对于《起死》的艺术构思,除了否决了庄子的生死见解,侧重于剖析他的“唯无是非观”。庄子对于生死的观点,是派生于他自己相对主义的哲学思想。从相对主义角度来看,宇宙万物都没有质的规定性的区别,因此他主张等是非、等贵贱、齐物我、齐生死,完全取消了事物之间的界限和区别。从而,也间接地否定了客观事物的存在,变成彻底的主观唯心主义。
以下我们先来看《庄子•至乐》篇:
庄子之楚,见空髑髅,髐然有形,撽以马捶,因而问之,曰:“夫子贪生失理,而为此乎?将子有亡国之事,斧钺之诛,而为此乎?将子有不善之行,愧遗父母妻子之丑,而为此乎?将子有冻馁之患,而为此乎?将子之春秋故及此乎?”于是语卒,援髑髅,枕而卧。
夜半,髑髅见梦曰:“子之谈者似辩士。视子所言,皆生人之累也,死则无此矣。子欲闻死之说乎?”庄子曰:“然。”髑髅曰:“死,无君于上,无臣于下;亦无四时之事,从然以天地为春秋,虽南面王乐,不能过也。”庄子不信,曰:“吾使司命复生子形,为子骨肉肌肤,反子父母妻子闾里知识,子欲之乎?”髑髅深矉蹙曰:“吾安能弃南面王乐而复为人间之劳乎!”
对照小说,鲁迅的改造,举其大者有二:
甲、髑髅的复活,显示出鲁迅是反驳了庄子的《齐物论》
庄子要到楚国的路途上,看到了髑髅。他不顾一切,拿起马鞭敲了敲,并问起死的原因。不管是在《庄子•至乐》还是《起死》,皆可以归纳为五种原因。
在《庄子•至乐》中 在《故事新编•起死》中
•贪生背理而死 •贪生怕死,倒行逆施
•国家败亡,遭到砍杀 •失掉地盘
•做了不善的行为,辱父母羞见妻儿 •对不起父母妻子(你不知道自杀是弱者的行为吗?)
•冻饿的灾患 •没有饭吃
•年寿尽了而自然死亡 •年纪老了,活该死掉
大致上来说是一样的,但是鲁迅在将文言改用白话来表述时所选择的俚俗的辞汇,所采用的调侃语调,以及在每一个问题后都会夹杂着如敲木鱼般的叩击声响。《庄子•至乐》篇的庄子因髑髅而引起关于生死的价值的思考,《起死》中的庄子则在寂寞的旅途中用髑髅来为自己解闷。这两者之间在思想境界上的高低之别是不言而喻的。
接下来,鲁迅在文中安排了庄子和鬼魂、庄子和司命的对话。他们大谈阔论的都是关于生死观。其中,司命神也真的替髑髅复生。这不但在实际生活不可能发生,而且也是一种违背“死生有命”的做法。(见《论语•颜渊》:“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在《庄子•至乐》里,髑髅托梦说死之极乐的寓言,其意在说明生不足乐,死不足悲,并没有将生死作简单的等同。万事万物固然有不同的形态,归根到底,都是“道”的物化现象。至于《起死》中那位庄子所谓的“活就是死,死就是活”的论调,无疑是鲁迅故意将庄子的人生哲学庸俗化了。
值得思索的是,鲁迅为何扭曲了原本的文献?鲁迅把髑髅复生,暗藏了什么意义?髑髅被复生以后,产生了矛盾---他已经变成“全身赤条条的一丝不挂”的汉子。也因为如此,汉子急切地,且是咄咄逼人向庄子索讨他身上本来穿着的衣服,还有他携带的包袱和雨伞。鲁迅利用了庄子《齐物论》中的“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而表达说“衣服是可有可无的,也许是有衣服对,也许是没有衣服对”。这不但没有把汉子安抚下来,而且是惹怒了他,对他且要动粗了起来。在这样的一个叙述下,鲁迅是严厉地批判并反驳了庄子的“齐物论”。而为此解围的却是一个爱读《庄子》的巡士。而这又引起 另一个矛盾的展开。
虽然庄子正要骑马而离开,又是被汉子所缠住说“你走了,我什么也没有,叫我怎么办?”巡士这下也说“还是你老富裕一点,赏他一件衣服,给他遮遮盖……”。然而这下,庄子却自己反驳了自己的论点“衣服是可有可无的”。庄子解释说自己因为要去见楚王,而不能减少任何的一件衣,这就证明“等贵贱”是不能成立的。这样的一种表现,就与自己那种“唯无是非观”的逻辑再度形成尖锐的矛盾。这也形象地显示了,庄子学说的荒谬和虚假,总的来说只是一个骗局。
乙、髑髅的复生,反驳了庄子的生死观
上文说过,至乐篇讨论的是人生快乐和生死态度的问题。《庄子•至乐》第二节就述说庄子的妻子死了,但庄子却鼓盆而歌,忘却死亡之忧,以为生死不过是气的聚散。我们甚至可以说,庄子认为生、老、病、死是一个自然的过程,就像春夏秋冬四季更替一样不可抗拒。对于一个人的生命,是从“无”变成“有”,而死这个定义,也就是回归于“无”。这一切都是在顺其自然的规律中进行。将这一学说套在《起死》这篇文章,显然有了扭曲的现象。
如司命和庄子的对话中,庄子认为“该有父母妻子的罢,死在这里了,真是呜呼哀哉,可怜得很。”。庄子也进一步要求司命让髑髅复生,也就是复他的形,还他的肉。这就违反了自然的规律,《论语•颜渊》里说:“死生有命,富贵在天。”人的生死本来就是一种自然形态,是不可能用外加的力量把“生”变成“死”,或把“死”变成“生”(在实际生活中也不可能出现)。除此之外,我们在《庄子•至乐》中发现,庄子的妻子死之时,他都鼓盆而歌也,这下怎么为了一个髑髅而在那叹息呢?不仅如此,鲁迅是完全抛弃了庄子那种对于死的赞颂。
鲁迅已经全然否决了庄子的学说。在《起死》的末尾,庄子就那样离开而抛开复生的汉子。鲁迅安排这样的故事的发展,到底背后意味着什么呢?这就和鲁迅在这篇文章所寄托的思想有密切的关系。
丙、反驳庄子的政治态度
庄子的人生哲学以“游无穷者”为其理想境界,追求“上与造物者游,而下与外死生、无始终者为友”(《庄子•天下》),主张“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庄子•逍遥游》)对世俗所注重的功名利禄弃是秉持反对的态度。在《庄子•秋水》篇有记载庄子拒绝楚威王聘任。在《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也有如此的记载,并且更具体地说明“威王闻庄周贤,使吏厚币聘之,许以为相”。而庄子的回绝:“千金,重利,尊位也。子独不见郊祭牺牛乎?养食之数岁,衣以文绣,以入大庙。当是之时,虽欲为孤豚,岂可得乎?子亟去,无污我。我宁游戏污读之中自快,无为有国者所羁,终身不仕,以快吾志焉。”可见,庄子对政治的拒绝是极为深刻的。
但在《起死》中的庄子去见楚王,穿的不过是布衣旧袍子,却还是尽量维持体面。当巡士要求庄子可以给髑髅衣服,但庄子却是以要见楚王为由而拒绝。而且,当他被复活的髑髅纠缠得无法脱身时,便毫不犹豫地吹起警笛。从这两件事情来看,鲁迅把庄子刻画成一个尊重权势、热衷政治。
二
鲁迅在一九三五年的最后一个月中间,接连地写出《采薇》、《出关》和《起死》。这三篇都是历史题材小说,更直接地说就是批判儒道的思想。鲁迅之所以在文学创作中改变庄子的历史面貌,在于现实生活中某些现象引起了他的强烈反感。三十年代是民族解放和人民革命在十分激烈的岁月中。在国民党反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中国正处于一片血腥屠杀的气氛之中,文化思想界也曾经宣传过启蒙主义思想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反动派的屠刀面前开始胆怯起来,而开始鼓吹“唯无是非观”。如周作人就提倡大写不问国事的闲适小品,甚至针对左翼文学运动声称,“我很反对思想奴隶统一化”(《再谈油炸鬼》),这就露骨地宣扬“唯无是非观”。
再如林语堂也提倡作小品文要“以自我为中心,以闲适为格调”,而且也鼓吹“唯无是非观”。周作人和林语堂是当时比较有影响的作家,在他们的带动下,“唯无是非观”也宣扬了起来,甚至还提倡要熟读《庄子》。 而且,那时候的文坛上曾就民族主义文学、萧伯纳访华、《自由谈》停刊张资平连载小说、《文艺座谈》刊出《内山书店小坐记》等等发生许多争论。
在这个时代背景的笼罩下,使鲁迅深恶而痛绝地那样全然地否决了“唯无是非观”。毋庸置疑,就是愤懑地讽刺既批判这个现况。
结论
《起死》用了《庄子•至乐》这个典故而展开故事的内容。我们发现,鲁迅是拒绝了庄子这样的思想。比起儒家学说,老庄却是显得如此的消极。儒家思想的道德伦理观念起着维护和巩固中国封建制度的作用,而在老庄哲学中却是包含了对于黑社会的绝望,抒发了退隐的思想,所以常常成为不得志的封建士大夫逃避现实的精神支柱。鲁迅是极度反对老庄哲学所带出的逆来顺受、自我接受、悲观厌世等,而不真正地去掌握自我的命运。
鲁迅安排髑髅复生,然后借助于髑髅而表现出一切的事情都不可能“等是非”和“等贵贱”。髑髅这一形象的出现就是否决了《庄子•至乐》里的理论。从一开始的复生一直到庄子因为受不了髑髅的纠缠,都在批判庄子的学说。甚至是庄子自己,也否决的了自己的学说。总的来说,鲁迅借此而严厉地批判了“唯无是非观”。
翁柳洁 00620640
前言:
《故事新编》出版于一九三六年一月,全书有八篇:《补天》、《奔月》、《理水》、《采薇》、《铸剑》、《出关》、《非攻》和《起死》。如《自选集•自序》里述说这都为神话、传说及史实的演义。从创作到结集成书,前后经过十三年。由于写作时间的不同,鲁迅对世界观的改变成为必然性。之后写的五篇较之先写的三篇都有显著的发展。鲁迅在回顾小说创作的时候,说明其艺术概括的手段是:“所写的事迹,大抵有一点见过或听到过的缘由,但决不全用这事实,只是采取一端,加以改造,或生发开去,到足以几乎完全发表我的意思为止。”(《南腔北调集•我怎么做起小说来》)《故事新编》对于历史材料的处理,恰如《序言》所说明的,用的正是同样的方法:“只取一点因由,随意点染。”
至于把现代生活细节大胆地引入历史故事,更是鲁迅一种性格的体现。以下要论述的就是以历史人物作为题材的《起死》。鲁迅是如何巧妙地运用典故,从而转述在小说中,所表现的思想意蕴。
一
《起死》在《故事新编》里是引用历史人物,从而再创造,并对当时的社会思想作出批判。除此以外,尚有《采薇》和《出关》。《采薇》涉及的主体思想是后世的儒,《出关》写孔老,涉及的是儒道,《起死》涉及的是道。对于儒道思想,鲁迅基本持批判的态度,也从与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有关。
《起死》里所引用的典故有《庄子•至乐》第四节、《庄子•齐物论》和《论语•颜渊》。 而在建构整个故事上,《起死》是根据《庄子•至乐》而展开故事的内容。至乐篇,讨论的是人生快乐和生死态度的问题。“至乐”,解释为至极的快乐。鲁迅对于《起死》的艺术构思,除了否决了庄子的生死见解,侧重于剖析他的“唯无是非观”。庄子对于生死的观点,是派生于他自己相对主义的哲学思想。从相对主义角度来看,宇宙万物都没有质的规定性的区别,因此他主张等是非、等贵贱、齐物我、齐生死,完全取消了事物之间的界限和区别。从而,也间接地否定了客观事物的存在,变成彻底的主观唯心主义。
以下我们先来看《庄子•至乐》篇:
庄子之楚,见空髑髅,髐然有形,撽以马捶,因而问之,曰:“夫子贪生失理,而为此乎?将子有亡国之事,斧钺之诛,而为此乎?将子有不善之行,愧遗父母妻子之丑,而为此乎?将子有冻馁之患,而为此乎?将子之春秋故及此乎?”于是语卒,援髑髅,枕而卧。
夜半,髑髅见梦曰:“子之谈者似辩士。视子所言,皆生人之累也,死则无此矣。子欲闻死之说乎?”庄子曰:“然。”髑髅曰:“死,无君于上,无臣于下;亦无四时之事,从然以天地为春秋,虽南面王乐,不能过也。”庄子不信,曰:“吾使司命复生子形,为子骨肉肌肤,反子父母妻子闾里知识,子欲之乎?”髑髅深矉蹙曰:“吾安能弃南面王乐而复为人间之劳乎!”
对照小说,鲁迅的改造,举其大者有二:
甲、髑髅的复活,显示出鲁迅是反驳了庄子的《齐物论》
庄子要到楚国的路途上,看到了髑髅。他不顾一切,拿起马鞭敲了敲,并问起死的原因。不管是在《庄子•至乐》还是《起死》,皆可以归纳为五种原因。
在《庄子•至乐》中 在《故事新编•起死》中
•贪生背理而死 •贪生怕死,倒行逆施
•国家败亡,遭到砍杀 •失掉地盘
•做了不善的行为,辱父母羞见妻儿 •对不起父母妻子(你不知道自杀是弱者的行为吗?)
•冻饿的灾患 •没有饭吃
•年寿尽了而自然死亡 •年纪老了,活该死掉
大致上来说是一样的,但是鲁迅在将文言改用白话来表述时所选择的俚俗的辞汇,所采用的调侃语调,以及在每一个问题后都会夹杂着如敲木鱼般的叩击声响。《庄子•至乐》篇的庄子因髑髅而引起关于生死的价值的思考,《起死》中的庄子则在寂寞的旅途中用髑髅来为自己解闷。这两者之间在思想境界上的高低之别是不言而喻的。
接下来,鲁迅在文中安排了庄子和鬼魂、庄子和司命的对话。他们大谈阔论的都是关于生死观。其中,司命神也真的替髑髅复生。这不但在实际生活不可能发生,而且也是一种违背“死生有命”的做法。(见《论语•颜渊》:“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在《庄子•至乐》里,髑髅托梦说死之极乐的寓言,其意在说明生不足乐,死不足悲,并没有将生死作简单的等同。万事万物固然有不同的形态,归根到底,都是“道”的物化现象。至于《起死》中那位庄子所谓的“活就是死,死就是活”的论调,无疑是鲁迅故意将庄子的人生哲学庸俗化了。
值得思索的是,鲁迅为何扭曲了原本的文献?鲁迅把髑髅复生,暗藏了什么意义?髑髅被复生以后,产生了矛盾---他已经变成“全身赤条条的一丝不挂”的汉子。也因为如此,汉子急切地,且是咄咄逼人向庄子索讨他身上本来穿着的衣服,还有他携带的包袱和雨伞。鲁迅利用了庄子《齐物论》中的“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而表达说“衣服是可有可无的,也许是有衣服对,也许是没有衣服对”。这不但没有把汉子安抚下来,而且是惹怒了他,对他且要动粗了起来。在这样的一个叙述下,鲁迅是严厉地批判并反驳了庄子的“齐物论”。而为此解围的却是一个爱读《庄子》的巡士。而这又引起 另一个矛盾的展开。
虽然庄子正要骑马而离开,又是被汉子所缠住说“你走了,我什么也没有,叫我怎么办?”巡士这下也说“还是你老富裕一点,赏他一件衣服,给他遮遮盖……”。然而这下,庄子却自己反驳了自己的论点“衣服是可有可无的”。庄子解释说自己因为要去见楚王,而不能减少任何的一件衣,这就证明“等贵贱”是不能成立的。这样的一种表现,就与自己那种“唯无是非观”的逻辑再度形成尖锐的矛盾。这也形象地显示了,庄子学说的荒谬和虚假,总的来说只是一个骗局。
乙、髑髅的复生,反驳了庄子的生死观
上文说过,至乐篇讨论的是人生快乐和生死态度的问题。《庄子•至乐》第二节就述说庄子的妻子死了,但庄子却鼓盆而歌,忘却死亡之忧,以为生死不过是气的聚散。我们甚至可以说,庄子认为生、老、病、死是一个自然的过程,就像春夏秋冬四季更替一样不可抗拒。对于一个人的生命,是从“无”变成“有”,而死这个定义,也就是回归于“无”。这一切都是在顺其自然的规律中进行。将这一学说套在《起死》这篇文章,显然有了扭曲的现象。
如司命和庄子的对话中,庄子认为“该有父母妻子的罢,死在这里了,真是呜呼哀哉,可怜得很。”。庄子也进一步要求司命让髑髅复生,也就是复他的形,还他的肉。这就违反了自然的规律,《论语•颜渊》里说:“死生有命,富贵在天。”人的生死本来就是一种自然形态,是不可能用外加的力量把“生”变成“死”,或把“死”变成“生”(在实际生活中也不可能出现)。除此之外,我们在《庄子•至乐》中发现,庄子的妻子死之时,他都鼓盆而歌也,这下怎么为了一个髑髅而在那叹息呢?不仅如此,鲁迅是完全抛弃了庄子那种对于死的赞颂。
鲁迅已经全然否决了庄子的学说。在《起死》的末尾,庄子就那样离开而抛开复生的汉子。鲁迅安排这样的故事的发展,到底背后意味着什么呢?这就和鲁迅在这篇文章所寄托的思想有密切的关系。
丙、反驳庄子的政治态度
庄子的人生哲学以“游无穷者”为其理想境界,追求“上与造物者游,而下与外死生、无始终者为友”(《庄子•天下》),主张“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庄子•逍遥游》)对世俗所注重的功名利禄弃是秉持反对的态度。在《庄子•秋水》篇有记载庄子拒绝楚威王聘任。在《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也有如此的记载,并且更具体地说明“威王闻庄周贤,使吏厚币聘之,许以为相”。而庄子的回绝:“千金,重利,尊位也。子独不见郊祭牺牛乎?养食之数岁,衣以文绣,以入大庙。当是之时,虽欲为孤豚,岂可得乎?子亟去,无污我。我宁游戏污读之中自快,无为有国者所羁,终身不仕,以快吾志焉。”可见,庄子对政治的拒绝是极为深刻的。
但在《起死》中的庄子去见楚王,穿的不过是布衣旧袍子,却还是尽量维持体面。当巡士要求庄子可以给髑髅衣服,但庄子却是以要见楚王为由而拒绝。而且,当他被复活的髑髅纠缠得无法脱身时,便毫不犹豫地吹起警笛。从这两件事情来看,鲁迅把庄子刻画成一个尊重权势、热衷政治。
二
鲁迅在一九三五年的最后一个月中间,接连地写出《采薇》、《出关》和《起死》。这三篇都是历史题材小说,更直接地说就是批判儒道的思想。鲁迅之所以在文学创作中改变庄子的历史面貌,在于现实生活中某些现象引起了他的强烈反感。三十年代是民族解放和人民革命在十分激烈的岁月中。在国民党反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中国正处于一片血腥屠杀的气氛之中,文化思想界也曾经宣传过启蒙主义思想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反动派的屠刀面前开始胆怯起来,而开始鼓吹“唯无是非观”。如周作人就提倡大写不问国事的闲适小品,甚至针对左翼文学运动声称,“我很反对思想奴隶统一化”(《再谈油炸鬼》),这就露骨地宣扬“唯无是非观”。
再如林语堂也提倡作小品文要“以自我为中心,以闲适为格调”,而且也鼓吹“唯无是非观”。周作人和林语堂是当时比较有影响的作家,在他们的带动下,“唯无是非观”也宣扬了起来,甚至还提倡要熟读《庄子》。 而且,那时候的文坛上曾就民族主义文学、萧伯纳访华、《自由谈》停刊张资平连载小说、《文艺座谈》刊出《内山书店小坐记》等等发生许多争论。
在这个时代背景的笼罩下,使鲁迅深恶而痛绝地那样全然地否决了“唯无是非观”。毋庸置疑,就是愤懑地讽刺既批判这个现况。
结论
《起死》用了《庄子•至乐》这个典故而展开故事的内容。我们发现,鲁迅是拒绝了庄子这样的思想。比起儒家学说,老庄却是显得如此的消极。儒家思想的道德伦理观念起着维护和巩固中国封建制度的作用,而在老庄哲学中却是包含了对于黑社会的绝望,抒发了退隐的思想,所以常常成为不得志的封建士大夫逃避现实的精神支柱。鲁迅是极度反对老庄哲学所带出的逆来顺受、自我接受、悲观厌世等,而不真正地去掌握自我的命运。
鲁迅安排髑髅复生,然后借助于髑髅而表现出一切的事情都不可能“等是非”和“等贵贱”。髑髅这一形象的出现就是否决了《庄子•至乐》里的理论。从一开始的复生一直到庄子因为受不了髑髅的纠缠,都在批判庄子的学说。甚至是庄子自己,也否决的了自己的学说。总的来说,鲁迅借此而严厉地批判了“唯无是非观”。
